诸子百家都是怎么得名的?

作者: 学国学网 发表于: 浏览: 319

        “诸子百家”的这些“家”是不是由他们的创始人或奠基者自己命名的呢?

        从我们公认的话语角度,“儒”及“儒家”是诸子百家里最先出现也最早成型的学派。


        这当然得归功于孔子(前551—前479)与孟子(前385—前304)。但在《论语》和《孟子》中,涉及到“儒”的一共只有四句。

        巧合的是,《论语》两句,《孟子》两句。至于说到“儒家”,无论《论语》还是《孟子》都不曾有提及过这样的表述。

        《论语》中《雍也》篇:“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在孔子看来,不仅仅是没有学派,连“儒”还有可能分为“君子式”的“儒者”和“小人式”的“儒者”。

        孔子这里,“儒”仅是“读书人”的指称。并无后人将“儒”看成是学术派别或政治派别。

        当然,在孔子看来,读书人也许是由两类人组成的:一类从于学,一类从于仕(《论语·子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仁”)。

        这就更谈不上孔子对自己这一套学问、政见、方略等的自我命名了。到了孟子手里,其中一句中的“儒”,有意思的是,正好是与“墨”、“杨”等派别相提而论的。


        孟子在《孟子·尽心》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离开墨子一派的必然会跑到杨朱一派来,而离开杨朱一派的又必然要跑到儒家一派来)。

        如果说,某一学术团队或学术总体指向有了某一名称指代的话,在这里的“墨”、“杨朱”和“儒”有点近似了。

        即使这种认定有其合理成份,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孟子是离孔子过去了近200多年后才发表这种高论的!

        在200多年间,某一学术的发展和壮大,并不是它的创造者和奠基人所能看得到的。

        也就是说,始作俑者并没有在生前封“家”命“派”的责任和职能。同样,在《墨子》里,也没有自封的“家”出现。

        而我们还知道一个事实是,在诸子百家中,至少是《汉书》里提及到的“九流”即“九家”中,除《论语》外,大多数的著作(即流传于世的)的书名都是以作者名来命名的。

        如《老子》、如《庄子》、如《墨子》、如《韩非子》(法家的主要代表之一)。

        倘若不是这样,凭什么叫“诸子”呢?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将用书名来判定某一学派的旨义的。

        再者,诸子百家的“家”是何时命名的呢?最完整成型地将儒墨并列称家的是司马谈(?-前110,司马迁之父)的《论六家要旨》。

        司马谈第一次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同题并论。虽说,对“儒”和“墨”还没有完全称家,在《论六家要旨》里称“儒者”、“墨者”。


        儒者“以六艺为法”;墨者“尚尧舜道”。不过,从司马谈文章篇名的《论六家要旨》里的“六家”,“家”(及“派”)的概念也十分清楚。也就是说,“家”的文本符号正式成立。

        在此之前,已有人将儒墨并称。韩非子(约前275-前221)在其《韩非子·显学》里说道,“世之显学,儒、墨也”。

        并对当时已经成为显学的两家即儒墨谱系作了一个至今都影响着后来的界定。韩非子指出,“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而且进一步把“儒”分为八派(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墨”分为三派(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

        战国时,将儒墨并称,一是显示出了儒墨的影响,二是从文化的“基因”看,墨也是从儒那里发根的。

        刘向(约前77—前6)的《淮南子·要略》就说过,“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儒墨同源(至于最终的分野,那是另一回事)。

        在诸子百家中,尤为司马谈所指的六家中,只有《论语》《墨子》,也就是儒墨的开山鼻祖的著作的体例是大约一致的。也就是《论语》系孔子门人所录;《墨子》为墨子门人所记。

        而且,这种语录体的文本样式只存在他们两者中。这与老聃的《老子》、庄周的《庄子》等完全不同的文体样式和文本符号。

        《论六家要旨》称法家为“法家”,称道家为“道家”,却依然称“儒”为“儒者”,称“墨”为“墨者”(也许“家”当时并不是一个褒义词)。

        直到了《汉书·艺文志》里,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的说法才真正定了型。

        班固(公元32~92)对其诸子给予了“九流十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的界说。即: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阴阳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从横家者流、杂家者流、农家者流、小说者家流。


        《艺文志·诸子略》里,班固还对“九流十家”的源流给予了简明扼要的考证和诠注。

        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且“宗师仲尼”;如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且“兼爱”、“上(同“尚”,引者注)贤”、“上同”等等。

        在班固那里,最让今人奇怪的是,除儒家标明宗师外,其他九家均没有标明该“家”该“派”的祖师爷——这当然与西汉中后期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密切相关。

        可见当时对某一学术流派或政治派别的尊敬,毕竟是有尊卑和亲疏指向的。

        另外,“诸子”一词在春秋战国以前已见于文字标识,但“诸子百家”的标识则后得多。

        《史记·贾谊传》中说“廷尉乃言贾生年少,在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可视为是最完整的表述。

        从西汉的司马谈两父子到东汉的班固,对其先秦至汉初的典籍给予了系统的耙梳、整理和归类,并且给予了从先秦到汉对其诸子学派的命名,以及奠定了对其基本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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